野草莓運動三週年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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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原本是多麼簡單的一件事

◎江偉華

2011年11月6日

「你的影片最後應該要回頭去批判最初那個不公義的政權。」一位看起來五十幾歲的長輩帶著焦慮與憤慨,很認真地跟我說。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這部紀錄片隨著這個運動貫徹它最初的信念,處理那個一開始讓大家站出來的情緒,再一次好好地要當初犯錯的人道歉。

可是有無法忽視的東西在那裡,而這不是一部能把劇本修得漂亮的劇情片。

那原本是多麼簡單的一件事。我們在街上拿著國旗,告訴外國人我們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請不要併吞我們。結果創造那面國旗的我們的政府,不准我們這麼做。它錯了,該道歉。於是學生們離開螢幕,放下書本,把自己與自己的相信擺在廣場上,面對這個社會,然後請國家道歉。

然而學生真的準備好面對這個社會了嗎?這個社會真的想和學生坐在一起嗎?帳篷搭起來、分隔線拉起來了,物資和捐款進來了,更多的學生陸續來了,媒體跟藍綠也來了,沉重的寄託與輕易的攻訐都來了。這再也不是一件單純的事,這其中有堅信不疑,有困惑、無奈與算計,這是一場混戰,在迴圈與矛盾中,在面對彼此之前得先面對自己的混戰。

我有幸目睹如此奇妙巨大的能量一度成形,卻也見證它在廣場上一天天地消亡。我的確無法忽視那消亡的過程,以及那雖然苦澀但確實留在這些年輕人身上,無以名狀之物。

所以我選擇正視那相互拉扯的痛,想像那痛,為那傷痕拍照留念,然後也許期待些什麼。

2011/11/6 野草莓運動三年後 

 

《廣場》巡迴映演第五場 活動側寫

◎鄭光倫

一切都是從不准帶國旗上街開始......

由紀錄片導演江偉華所製作的《廣場》從今年10月底展開了全國巡迴映演,巡迴映演串連了不同單位的協力,這其中包括了濁水溪社、台灣守護民主平台、超越基金會、清華學院台灣文化研究小組以及有河書店。巡迴映演的第五場則是來到了在Rebirth Café & Restaurant的「思想地下室」,由獨立青年陣線主辦、台灣教授協會協辦,邀請江偉華導演、陳為廷同學與談,並由張勝涵同學主持。

「一切都是從不准帶國旗上街開始......」《廣場》所關懷的,是2008年11月在行政院前、在民主廣場集結的一群學生,他們的名字是「野草莓」,在某個意義來說承繼著1990年的「野百合」。這道標誌著「自由」與「民主」的軸線,串起了每個前來的觀眾,在周六的下午擠在地下室,一起凝視《廣場》、一起思辯這運動的意義、一起分享自身的經驗。

公民社會與轉型正義

與談人陳為廷同學現就讀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大三,當年雖然是個學測在即的建中高三學生,卻仍天天到廣場報到。對他而言,「野草莓」帶給他的影響可以分就「公民社會」以及「轉型正義」來談。

11月6日那天剛下課的陳為廷,本來應該去補習數學,卻翹課去行政院。因為那天從南海路前往台北車站補習的他,親眼見到了「國家暴力」,這個國家暴力的現場並不是衝突喧嘩的,而是一片全面的寂靜,是空空蕩蕩的台北城,平日習慣的車水馬龍,全因為拒馬而消失了。目睹這片景象的陳為廷,帶著一股熱血前往靜坐現場,加入因為編輯校刊而認識的學長姐行列。

在「野草莓」之前的陳為廷,對於「紅衫軍」、「反貪腐」以及「轉型正義」等名詞,是感到困惑的。他總覺得自身與社會之間存在著歷史記憶的衝突,一方面認為陳水扁總統貪腐是錯的,一方面卻也認同「轉型正義」的意義。在參與「野草莓」的過程,陳為廷深刻體驗了台灣社會是如何地被藍綠綁架、公民社會是如何地脆弱,卻也因此而學會了如何認識民眾、瞭解了藍綠支持者的不同價值立場。

而在「野草莓」之後,陳為廷更加積極地投入公共議題的參與,他參加了在台大舉行的「農村讀書會」、參加了「台灣農村陣線」,反對「國光石化」、反對在他故鄉執政的苗栗縣長劉政鴻。

我好奇這一群人最後會怎樣

當時江偉華導演是一個人扛著攝影機獨力拍攝,令他感到好奇的,是這些20幾歲的人,他想知道是什麼力量讓這一群人願意用自己的時間、用自己的身體,持續地待在那裏去對抗一個巨大的東西。江導更想知道,這一群人在乎的是什麼、面對的是什麼、留在他們身上的又是什麼。

就讀台大政治所的林飛帆同學提到了《廣場》並未包括當年中南部的情況,接著詢問江導會不會想拍一部關於全國性的野草莓紀錄片。江導的回答是,就一個獨立的紀錄片工作者來說,他無法完成一個全國性的野草莓紀錄片。此外,就算他手上有更多關於中南部的素材,他也未必會有興趣,「因為我個人感興趣的是在台北的街頭發生的事」。江導在運動剛開始的前幾天並未到現場拍攝,所以《廣場》開頭的一些影片是向朋友以及民視新聞台爭取授權而來的。後來獲知了這消息,又剛好住在自由廣場附近,所以才開始了拍攝。在與他們相處兩到三天後,江導發現讓他感興趣的是這一群人,「...這一群人耗費時間與心力討論運動的形象、討論如何防止被標籤化...」、「我好奇最後會怎樣」。

江導知道,這故事會是在廣場上沒有人的時候畫下句點。然而,他感到很訝異,故事的最後會是以被民眾質疑的情況結束,「所以最後那條封鎖線有沒有放下來」江導認為是一個可以思考的地方。至於觀眾問到了活動是否成功,江導認為,活動本身成功不成功不是重點。成功不成功是在於每個人,江導很羨慕他們每個人能帶著這些,繼續生活、繼續成長。

封鎖線的意義:「政治化/去政治化」

一位「野草莓」的參與者分享了令人深思的觀點:「1106那天,封鎖線一圍,就把學生運動圍起來了。但這其實是一個社會議題。」;另一名參與者藍士博也留下值得思考的角度「是否所有的這些...都與當初不能拿國旗...有所連結?」

這些提問、這些觀點直指了一個問題核心:「政治化/去政治化」─社會議題本身即有其高度的政治性,就像一位參與者所說的「你只參與到1/40,未必結果就會是你想的那樣」、「活動有好多種人,有人默默靜坐,有人要蓋高塔要蓋城堡」、「我們其實是社會的縮影、是社會的投射」。而學生在行政院前就圍起的那條封鎖線,就像是一道意圖區隔「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分割線。

今年的七月,由鄭南榕基金會所發行的《2011年自由之路秋季號》在「重讀自由時代」的欄位刊載了一篇鄭南榕在1988年3月5日以「左又新」為名發表的〈台灣工‧農‧學運的兩大困境〉。就社會運動的「政治化/去政治化」課題而言,該文對於獨立青年陣線的夥伴有很大的啟發。這個永恆的命題,是「野草莓」所面對的難題、是《廣場》觀影者能夠深刻感受到的議題,也是獨立青年陣線在「思想地下室」播放《廣場》的初衷。

(作者為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生、獨立青年陣線成員)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17971563.html

 

 

我們不在的《廣場》

◎林勝韋

2011年10月14日

「這次革命是第一部純真的即興創作,是宇宙中組織得最完美的一場混戰......」 ──切˙格瓦拉

那個時候,我們在哪裡?

在那一天,就在電視機或電腦前,我們發現我們的自由受到了迫害。「自由遭受迫害」,那是個很抽象的概念,其中參雜著憤怒、疑懼、不安、陌生,以及一絲絲遙遠的歷史的什麼,在我們的心中作祟。

我們操著遙控器或滑鼠繼續瀏覽著。藉由媒體,我們知道我們受到了迫害;藉由媒體,我們又知道了,我們似乎並沒有受到迫害,一切很可能只是子虛烏有──「是有人刻意煽動的!」那個人有點激動。

那個時候,我們就坐在螢幕前,看著一部分的自己死去──就在《廣場》上。

憑弔歷史遺跡

這是一場原本不會被任何台灣人記憶超過一個月的小事件,可能正在發生的當下,就已經進入了後來人不具名的觀看之中:一群學生坐在行政院前面,被抬走,坐在廣場前面,被抬走,聽說是為了自由。

一種端詳歷史遺跡的觸感──那些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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