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

民主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哈佛大學退休教授

　　
中英對照：

1997年夏天，一家日本的主要報紙請我就二十世紀中發生的最重要的事談談自己的看法。我發現這是個很少遇到的引人深思的問題，畢竟在過去的百年當中發生了那麼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歐洲的帝國，特別是在十九世紀中居於支配性地位的英、法帝國，終於沒入了歷史。我們親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看到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和衰亡。二十世紀目睹了共產主義的崛起，以及它的沒落（如在前蘇聯陣營）或大幅度的變革（如在中國）。我們也注意到，西方世界的經濟支配地位已被一種新的經濟格局所取代，在這一新的經濟格局中，日本、東亞和東南亞有著更大的影響力。雖然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現在正面臨一些金融和經濟問題，但這並不會改變上述的世界經濟格局過去幾十年來的演變態勢（若觀察日本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地位的變化，則其重要性的提升幾可追溯至百年前）。過去的這一百年確實不乏重要的歷史事件。
　　　　
然而，若要在二十世紀裡發生的諸多進步當中選擇一項最重要的，那麼，我會毫無困難地指出，那就是民主的興盛。我這樣講，並無意否認其他同樣具重要性的歷史事件，但我想指出的是，到了遙遠的將來，當人們回首這個世紀的歷程時，他們就會發現，民主制度出現後被廣泛地接納為政府的組成方式，除此之外恐怕沒有比這意義更重大的事了。

當然，民主的理念實源於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此後各國都嘗試過零星的致力於民主化的努力，印度也是如此[1]。在古希臘，確實形成並認真地實施過民主的理念（儘管範圍有限），而此後這一實驗卻瓦解了，被更專制、缺乏制衡的政權取而代之了；而那時在其他地方則尚未出現過其他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
　　　　
所以，我們所瞭解的民主制度是經過了很長時期才出現的。民主制度作為一種有效的統治方式，它逐漸成長直至最終居於支配地位的過程是由一系列歷史發展進程所組成的。這些事件包括1215年英國的大憲章的簽署，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以及十九世紀在歐洲和北美選舉權的擴大等等。然而，直到二十世紀，民主的理念才被確立為在任何國家都適用的“常規的”政府形式──無論在歐洲、美洲、還是亞洲或非洲皆然。
　　　　
關於民主的思想是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念，它是嶄新的、典範式的二十世紀的產物。當年通過憲章運動強制性地限制英國君主權力的反叛者們，把民主完全視為單純地為其本地需要服務的理念。相比之下，為美國獨立而戰的志士們和法國大革命中的革命者則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是他們幫助人類懂得了，必須把民主變成在人類社會裡通行的制度。不過，他們在實踐中提出的要求之重點，也仍然有相當的地域局限性，實際上限於北大西洋的兩岸，而且是以該地區特殊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歷史為基礎的。
　　　　
在整個的十九世紀裡，民主思想的理論家們覺得，議論一個國家或另一個國家是否“適合於民主制度”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直到二十世紀，這一看法才發生了變化，人們開始承認，這樣提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根本不需要去判定一個國家是否適合於民主制度，相反，每個國家都必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變成適應民主制度的社會。這一變化的確是個重大的變化，它把民主理念潛在的影響擴展到了歷史和文化各不相同、富裕程度千差萬別的數十億人當中。
　　　　
也正是在本世紀，人們最終接受了這樣的理念，所謂的“成人的普選權”必須包括所有的成年人──不僅僅包括男性，而且也包括女性。今年一月我有幸會見了一位享有盛名的傑出女性、瑞士總統露絲.德雷福斯女士（Ruth Dreyfuss）。這次會見令我浮想連翩，僅僅在二十五年前，瑞士的婦女還沒有選舉權呢。我們終於在本世紀達成了這樣的共識，民主的舉世普適性就象善行一樣，是不應對之加以限制的。
　　　　
我不否認，民主價值觀的普適性這一訴求受到著各種挑戰，這些挑戰形式各異，來自不同的方向。實際上，這正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之一。在下文中，我將回顧民主的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訴求，並分析圍繞著這一訴求的種種爭論。但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有必要明確地把握這樣一個概念，即在當今的世界上民主已經成為支配性的信念。
　　　　
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環境中，都有一些佔優勢的信念，它們似乎被尊為一種普遍性規則，就象在電腦程式中預設（default）的安排一樣；除非這些信念提出的要求以某種方式被完全否定了，否則，在一般情況下這些信念往往被視為是正確的。儘管民主制度尚未成為在所有國家都施行的制度，雖然民主的理念也確實還未被所有國家一致接受，但按照世界上通行的一般看法，現在民主政治已被視為大體上是正確的選擇。只有那些想抵制民主政治、以便為非民主制度辯護的人們，還在那裡竭力排斥民主的理念。
　　　　
當年那些在亞洲或非洲宣導民主的人們曾處於極為艱難的困境當中，這並非年代久遠之事。但自從那時以來，歷史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雖然我們有時仍然不得不與那些含蓄或公開地排斥民主政治的人士爭辯，我們也應該非常清醒地認識到，在政治問題的理解方面，整個的大氣候已經與上個世紀完全不同了。我們再也不用每每辯識，某個國家（比如南非，或柬埔寨、智利）是否“適合於民主政治”（而在十九世紀的話語當中這是個非常典型的問題）；現在我們早就把這一點視為理所當然的了。人類社會已經公認，民主制度是普遍適用於各國的，民主的價值觀也被視為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這是思想史上的一場重大革命，也是二十世紀的主要貢獻之一。在這樣的背景下，現在我們來討論為什麼民主的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
　　
“印度經驗”　　
　　　　
究竟民主制度成效如何呢?雖然沒有人真會去質疑民主政治在美國或英國、法國的作用，但是，民主政治在世界上的許多貧窮國家裡成效如何，卻仍然是個引起爭論的問題。在本文中，我不可能詳細地檢視歷史記錄，不過，我想指出，民主制度的成效相當不錯。
　　　　
如果談到民主政治在貧窮國家裡的成效，當然，常常會涉及到印度的例子。當年，英國殖民當局拒絕印度的獨立要求時，就處處懷疑印度人管理自己的國家和社會的能力。1947年，當印度獨立的時候，這個國家確實處在某種混亂當中。獨立後的印度政府毫無政治經驗，印度過去各自分治的地區之間尚未融合一體，政治上各種力量的分野模糊不清，同時還廣泛存在著社區性暴力事件和社會失序。那時，對印度未來是否能成為一個統一的、民主的國家，還真缺乏信心。然而，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印度的民主政治歷經甘苦，已卓有成效地奠定了鞏固的基礎。在這段時間裡，政治上出現的分歧大體上都按照憲法的準則來處理，並且堅持根據選舉結果和國會的規則來組織歷屆政府。雖然當年印度這個國家是由各個差異極大的地區馬馬虎虎、勉勉強強地倉促組合而成的，但它不但存活了下來，而且，作為一個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礎上的政治體，運轉得相當良好。確實，印度的各個部份正是通過有效的民主政治體制而結為一體的。
　　　　
印度的各邦操各種不同的語言、有著多樣化的宗教，在國家的發展中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也構成了對印度的生存的巨大挑戰。當然，由於宗教和社區間的差異，印度的政治具有某種特殊的脆弱性，這往往會被宗派政治家所利用，而他們也確實數次這樣做過（包括在最近的幾個月裡），由此導致了群眾的極大恐懼。不過，當宗派性暴力活動乘機興風作浪時，全國各界都會一致譴責這樣的暴力活動，從而最終維護著民主制度的基石，以反對狹隘的派系摩擦。印度不僅是居於多數地位的印度教的故鄉，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口之家鄉，還擁有數百萬的基督教徒和佛教徒，世界上大多數的錫克教徒、印度祆教和耆那教徒也都住在印度。對於印度這樣一個差異極大的國家的生存和繁榮來說，這樣的社會共識當然是至關重要的。
　　
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人們經常會聽到這樣一種觀點，即不民主的體制能更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這種想法有時被稱為“李氏假設”，因為新加坡的領導人、前總統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確實，有一些實行威權體制的國家（如韓國、李光耀自己的新加坡以及改革後的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高於許多非威權體制的國家（包括印度、牙買加和哥斯大黎加），從這個意義來講，李光耀當然是對的。然而，這個“李氏假設”是以零星的經驗觀察為基礎的，是根據高度選擇性的、有限的資訊歸納出來的，它並未經過任何以現有的大範圍資料為基礎的一般性統計檢驗。要證明威權體制和經濟高增長的關係具有普遍性意義，就不能用高度選擇性的資料去論證。例如，波札那是非洲經濟增長紀錄最好的國家，也是全世界經濟增長紀錄最好的國家之一，它幾十年來一直是非洲大陸上的一塊民主制度的“沙漠綠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國的高經濟增長當做威權主義體制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做得更好的“確鑿證據”，那我們就不能回避從波札那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結論。我們需要做更系統的經驗研究，以便從中分辨出支援和反駁“李氏假設”的證據。
　　　　
實際上，並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證據能證明，威權主義的統治和對政治及公民權利的壓制真的對經濟發展有益處。確實，從普遍的統計資料中不可能歸納出這樣的結論。系統性的經驗研究（比如由羅伯特.巴若（Robert Barro）或亞當.普熱沃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