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權體制轉型的可能路徑

Larry Diamond談中國威權體制轉型的可能路徑

Larry Diamond簡介

賴瑞．戴蒙教授為外交政策、國際援助及民主發展領域的著名學者、顧問和作家。現任史丹佛大學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主任、胡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他擔任主編的《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是當前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他主持的「民主研究國際論壇」更是全球民主研究領域頂尖學者與專家最重要的對話平台。

以下摘自【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一書p.278-p.291：

如果民主要在亞洲與全世界成功的話，它就必須在威權體制最成功的地區取得勝利。當新加坡的經濟傲視所有非民主國家時，中國也已經進入長期的實驗，實驗中結合了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威權政體、經濟發展與穩定的成長──這些都是使新加坡領導人得以維持長期霸權的助力。

1986年，在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命令下，趙紫陽成立任務小組，著手研究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此項任務背後的動機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菁英普遍認為，「要推動經濟改革，就得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希望能解決共產黨過度集權所造成的效率不彰問題。鄧小平自己也憂心忡忡，把改革視為嚴謹的有效條件。1987年，他強迫解除黨總書記胡耀邦的職務，因為他過於傾向自由改革，對學生示威遊行過度包容。但是，接任胡耀邦祕書長一職的趙紫陽，他所信任的左右手鮑彤也贊同改革者的理想。他們召集一群「自由派知識份子與官員」，討論如何黨政分離、引進制衡做法、在共產黨內部建立民主機制（包括政治競爭與言論自由），並逐步建立「草根民主」（在更普遍保護大眾公民自由的情況下）。趙紫陽的想法相當大膽，他甚至建議各省人民大會（相當於美國州議會）舉行選舉競爭，只是大部分中國省分的人口，都比其他世界各國多很多。他的目標並非「自由式民主」，而是「自由化的共產黨體制」（liberalized Communist system），在這個體制下，共產黨可以用比較負責與透明的方式治國。

一年後，任務小組上呈一份討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與急迫性」的報告。即使報告中的建議相當籠統，但鄧小平依然提出警告：「我們不能放棄獨裁政體，更不得順應民主化的觀點。」1987年10月，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批准改革大綱；到了1988年，辯論的氣氛稍微緩和。但是，1989年4月，此計畫在內部爆發。中國的大學生與其他人在北京聚集，弔唁胡耀邦的過世，並抗議政府未對其過世作適度的表彰。學生利用和緩下來的政治氣氛，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藉以譴責貪腐，並提倡中國憲法所保障的自由。

最後，「中國當時總計434個城市，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城市」的學生、知識份子與工人，加入這場大規模示威。光是在北京，就有超過10萬名示威者呼籲民主，這使得共產黨相當恐慌。5月20日，政府宣布戒嚴，後來在6月4日，中國當局以血腥的軍事攻擊淨空天安門廣場，並鎮壓民運活動。趙紫陽與其他自由派改革者遭到整肅、下台的命運，而鮑彤則判刑7年。中國共產黨歷經一場「瀕死經驗」，再加上東歐與蘇聯共產主義的瓦解，中國領導菁英禁止在可預見的未來從事任何民主改革。

今天中國的開放與多元，是1980年代與天安門事件後所難以比擬的。過去激進的意識型態──事實上幾乎都是共產黨本身的意識型態──已成往事。共產黨已張開雙手迎接富裕的資本家加入，並在省政府裡策略性安插終身共產黨員，而國營事業的經理人也已成為富裕的資本家。毛澤東時代的恐怖氛圍、對運動與監督的嚴格管控，已由「微調後的『選擇性打壓』策略所取代，從此只針對公開挑戰……當局，不為大眾著想的人。中國是少數容許同性戀與跨性別裝扮的威權國家，但仍禁止政治異議人士」

共產黨政權依然相當殘暴，每年官方處決5千到1萬2千人，高於其他世界各國的處決人數總和。記者、律師、公民社會運動人士、知識份子與其他挑戰制度的人，容易遭受逮捕和囚禁（或軟禁）。但是，中國的獨裁體制逐漸變得成熟，滲透組織、收編企業人士、教授、知識份子與學生，派遣3萬名受過訓練的「網路警察」過濾網站、網頁與電子郵件。後者有一個極具企圖心的目標，希望盡力肅清網站的「有害資訊」──可能被用來「在國家陷入危機時顛覆政權」──據估計有1億4千萬中國使用者（包括3千4百萬中國部落客）會看到這些資訊。如今，中國的網路工具已經可以擋掉「顛覆」等字串，以及「民主」、「人權」、「法輪功」（反共產黨宗教運動）與「6月4日」（1989年政府鎮壓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的日期）等關鍵字。夾帶著本身龐大的市場力量，中國當局警告谷歌、雅虎與微軟等國外企業必須自我審查。思科在1998年幫助中國建構網際網路時，已經遭「指控幫助政府當局設計程式，使他們得以滲透並監督網路。」2004年以後，中國以更激進的滲透方式加強網際網路的審查，同時，海外的民運人士則發動「網路鬥爭」（cyberstruggle）以規避中國的審查。

從許多原因來看，可以相信威權統治的形式──如果不是實質上，或許名義上仍是共產黨──將在中國維持很久。對於經濟改革的世代來說，開放世界最大的市場，已經創造了無止盡的榮景。經濟成長率仍然維持8％到10％（甚至根據官方數字，顯示2006年為10％）。鄧小平於1978年執政，之後25年，中國人均收入已經增加7倍，約有2億5千萬人民脫離貧窮。報紙發行量增加3倍，出版書籍的數量增加11倍。今天每2個家庭，就有至少1台彩色電視機；而1978年，每1,000個家庭中，只有3個家庭有電視機。1975年到2004之間，中國的整體「人類發展指數」改善了50％。如果大部分人民不再執著於共產黨意識型態的話，至少看起來他們對體制改善生活水準的作為感到滿意。但是，日子最好過的人，也就最有可能惹麻煩──在企業界剛崛起的都市新貴、專業人士與大學生。

從許多政治因素可預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同時也是專門研究中國的頂尖學者與民主的提倡者）所稱的「威權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在許多方面，中國現在的體系，已經大到不再適合由一人主導（如毛澤東、甚至鄧小平時代的政權），此外，也比較制度化。領導人的接班，由程序法規與準則明確定義；並限制任期，以確保權力交替。軍方與退休的政黨大老，影響力大幅降低。領導階層的教育水準較高，接受的訓練也較完善，在徵募人才時更注重能力，比較不會有派系之分。人民有更多方式可以參與決策過程、抱怨決策，從競爭的村落選舉（首次在1987年舉行）、人民大會的許多層面，到人民可提出行政訴訟控告政府單位。

自1990年代早期開始，就已落實其他治理相關改革，以精簡政府組織，減少國營事業的國家占股，建立財政法規單位，在政府採購上引進競標，改善課稅，以及──最近期開始的──整頓過度擴張的銀行產業，包括其背負的不良債權（non-performing loan），並囚禁最貪腐的罪犯。芝加哥大學的華裔政治學家楊大利，認為這些改革「有助於改善效率、透明度、國家行政的公平性」與「企業環境」。從黎安友、楊大利與其他人的角度來看，中國當代領導人相當聰明、有能力、務實、不民主，這種情況未來勢必將持續好長一段時間。

威權體制轉型

但是，多長才算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要如何步下威權體制的階梯？關於這點，有4種可能的劇情發展。

威權統治可持續幾十年，逐漸從目前的獨裁制度，轉變成「協商式法治」（consultative rule of law）制度，落實司法獨立、公民多元主義與民眾的集思廣益，而非選舉或更具威脅性的交出共產黨霸權角色。換句話說，中國的體制將會像鄰國新加坡一樣，逐漸變成非共產制度，也較少出現打壓的情況。但是，除了兩國在國土大小上的巨大差異之外，中國貪腐情況嚴重普及，因此還看不出來要如何遏止，除非人民有權力以民主的方式，要求他們的領袖負責。

如果中國真的走向「協商式法治」制度，擁有真正的司法獨立，而且獨立媒體、公民團體與異議人士也有更多空間的話，那麼，毫無疑問的，正如中國上個世紀的歷史重現，將會出現要求全面民主的大規模運動──其規模之大，是新加坡領導人難以想像的。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害怕蘇聯戈巴契夫所追求的那種政治改革。而中國自己的民主人士意見也一致。就在不久前，一位頂尖的知識份子告訴我：「中國的改革過程一直在累積風險。中國就像一輛不停加速、卻沒有煞車的火車，一直前進，然後超越新加坡模式。」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漸民主化，正如台灣與南韓（比較不是漸進的發展）一樣。根據「胡佛研究中心」（Hoover Institution）經濟學家暨前「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羅文（Henry S. Rowen）預估，中國的人均所得將會持續快速增加，就算現在有點緩慢，每年只有7％。在2015年之前，經濟成長將會使中國的人均所得，從現在的6千美元（以「購買力平價指數」折算），達到1萬美元（以2006的幣值計算）──約莫相當於墨西哥與馬來西亞今天的的金額，而比南韓1987年進行民主化時稍高。羅文估計在2015年前，中國將會成為至少「部分自由」的國家（根據自由之家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評等）。假定接下來10年，每年的經濟成長率會以5％的速度緩慢成長，羅文預估在2025年前，人均所得將會攀升到1萬4千美元（根據2006年的幣值計算），相當於今天阿根廷與波蘭的人均所得。屆時，羅文預期，中國將會因本書第四章提到的內在力量驅使，而轉型為民主體制。這些力量包括：教育水準上升與資訊普及，社會逐漸複雜與多元，種種一切都將迫使政府釋出更多政治自由與政治競爭，以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