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義工、NGO」研討會---拆解「義工」羅生門

文／三議傑（荒野編輯小組成員）

「解說員和自然科學老師有什麼不同？」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李偉文於「解說、義工、NGO」研討會開場拋出此問題。李偉文10年來一直思考「解說員的羅生門」，他認為，解說員不只是環境教育，更是環境行動，鼓勵民眾投身環境行動，從「量變到質變」產生改變。

2005「解說、義工、NGO」研討會6月12日於台灣師範大學分部綜合院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李偉文指出，「改變」才是解說的核心與目標，其中解說員必須擁有「愛」和「樂於分享」兩種特質，才有機會達到改變。研討會3位講者分別從解說義工的條件、任務與美國經驗，拆解「解說員的羅生門」。
解說－決不放棄的愛、知識、與行動

任教18年，並非事事如意的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哥倫比亞分校環境教育暨旅遊系助理教授J. Mark Morgan，從大學生嚴酷的教學評鑑領悟到決不放棄的義工精神。

「這是我4年修的最糟的一堂課！如果學校續聘摩根就是最大的錯誤！當你問他問題時，你會覺得自己很像白癡！他一點都不會讓我想要進入公園遊憩這個行業！」聽完評語後，摩根回家跌坐在椅子上委屈地流下淚，他認為他很認真備課，卻得到這種不公平的待遇。

但他決定戴上拳擊手套，準備打一場美好的戰役。「不只要參與競賽，更要完成競賽」，摩根說，很多人一遭批評，就馬上半途而廢。9年之後，摩根離開那所學校，慰留的評語是：「摩根是我碰過最棒的老師！他雖然很嚴格，但他很願意幫助學生，我希望他繼續留下來，摩根博士總是在他的辦公室等待學生！」

面對台灣許多環境問題與社會問題，摩根鼓勵義工們，這些問題就是給我們「改變」的機會。雖然問題棘手，難以解決，但不要放棄。摩根說，「改變」絕非一蹴可幾，如同捏陶必須一而再、再而三將陶土中的空氣擠壓出來。

摩根教授認為，好的解說義工還需要三條綁在一起、不易扯斷的繩子（要素），即知識（knowledge）、情感（emotion）與行為（behavior）。知識包括對大自然的了解和當地文化的背景知識；解說員必須深愛地方，勇於表達熱切的感情與依戀（attachment）；行動，也是守護大地，舉凡撿垃圾、勸說他人不要亂丟垃圾等，都是行動，當然解說也是一種行為。

解說義工熱切的情感也有三條綁在一起的繩索，即對自然的愛、對人的愛與對造物主的愛。摩根教授說，他從小在森林玩耍，觀察自然、學習如何尊敬自然。解說員必須愛自然，樂於與人相處，分享自己的感動，並了解造物主的美妙，認知人類並非造物主。

解說─構連自然資源與遊客「心領神會」的意義

在明道管理學院環境規劃暨設計系助理教授陳維立準備的悠揚樂聲的影片中，會場觀眾腦力激盪比較美國與台灣兩地解說員的異同。相比美國專業、受薪、完整訓練、整齊畫一的解說員，台灣草根解說員是死忠或依照自我興趣在各團體遊走，有機地完成行動與任務。

陳維立用歐式自助餐和排骨飯為例，指出美國解說員就是讓遊客自由選擇的歐式自助餐，提供各式各樣的的菜色，讓遊客選擇。陳維立笑說，相對於美國解說員，當年她當墾丁國家公園解說員時，只能提供菜色比排骨飯更糟的滷肉飯。

陳維立引介美國國家公園署「解說員發展系統IDP」（interpretive development program），指出該理念來自田中正造（Tanaka Shozo）臨死前留下「銅礦不只污染河川，還污染人心」名言，感染美國人認為解說員不單單只有解說，更重要的是關心自然環境。

「解說員發展系統」101模組提出新的解說理論，即遊客是尋求「永生難忘」的經驗，換句話說，解說要促成遊客興趣與資源意義的鏈結。「蛇」對不同文化、年紀的人來說有不同意義，有的文化視蛇為禁忌、圖騰，有人卻認為蛇是補藥，也有荒野夥伴認為「一隻大官鷲、一百條蛇、一萬隻青蛙、一百萬片葉子」是種生態平衡的展現。不同說法豐富資源意義，並推廣至普世價值，引發人對於「真、善、美」的認識與渴望。

Sierra Club全方位組織與訓練

荒野保護協會推廣部主任林純如介紹美國國家公園之父John Muir於1892年成立的草根性環境行動組織──Sierra Club.該組織會員超過70萬人，非會員捐款超過20萬人，雜誌讀者5萬人。林純如仔細算一下美國2億總人口與Sierra會員的比例，高興地說，荒野保護協會前景還是樂觀。

令林純如訝異的是Sierra Club的政治法律定位，相對於台灣常常為了經濟發展犧牲環境；但是Sierra Club的70萬張的選票，吸引候選人注意，候選人必須常常到Sierra Club發表政見，爭取支持。且在華盛頓特區中有夥伴關係的律師團，一當美國執政當局通過對環境不利的法案，律師團馬上起身辯護。

林純如舉例，台灣仍停留在步道式的觀察，像是二格或大安森林公園，Sierra Club將活動類型拓展到探索教育，像是單車、獨木舟、登山，不單只有步道體驗。就像有小朋友受不了《森林狂想曲》的蟲鳴，但是卻接受《我的海洋》，林純如表示，不同的體驗，就開放不同接觸自然的管道。

林純如也說，Sierra Club企圖影響每一個人。以往荒野兒童營報名，都有人抱怨「為什麼只有國小3年級到5年級才可以參加？國中生為什麼不行？」但是Sierra Club卻沒有如此窘境，他們已經發展到針對不同遊客類型，甚至三代同堂家庭和身心障礙者的自然體驗活動。

Sierra Club的義工訓練，宗旨只有「安全、快樂學習、激勵人心」；他們只想要義工快樂地來，將他的感動說給別人聽。Sierra Club訓練義工成為是友善的火，避免「你們都不是人、環保人士才是人」的教訓口吻，培養柔軟的技巧，友善地傳達環境議題。

Sierra Club面臨的挑戰就和台灣一樣，往往活動只有10個學員，卻有20個工作人員；他們認知到現代人休閒活動選擇太多，不一定要選擇協會的活動。也因為經費短絀，停辦強調環境正義的低收戶青少年自然體驗活動，加上對環境不友善的布希連任，政黨輪替也使得Sierra Club的未來堪慮。

NGO的難題─與政府的距離和義工人力市場

荒野保護協會淡水聯絡處宋宏一發問時，指出解嚴後非營利組織和政府的曖昧關係。陳維立指出，從Sierra Club觀之，其一路走來跌跌撞撞，每5年都會調整經營方向。摩根教授認為，社區的問題應當由社區解決，並舉例美國也有不同政治光譜的非營利團體，像是國家公園之友會等。

另外一個受到與會聽眾關心的「義工人力市場」問題，陳維立以「創造性思考」想像把餅（義工人力市場）做大的可能性，鼓勵義工到自家附近社區互動觀察，開發潛在義工人選。

摩根教授也指出市場是可以創造出來的，他舉例，美國密蘇里州認養河川溪流計畫，成功地被認養2,000條河流，活動內容包含撿拾垃圾、種植植披和復育。密蘇里州看到河川認養需求像是垃圾袋或復育資源，並在事後給予鼓勵，李偉文則是從文化觀之，比較西方與華人社會異同，華人較不會參與公共議題，反而多是地方廟會與派系，在華人社會中要讓義工留下來靠得是人的鏈結，就像是俗語說「兩肋插刀」和「相挺」。

(本文刊載於荒野快報1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