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0日，“2009北京-六四民主運動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徐友漁、莫之許、崔衛平、郝建、徐曉、周舵、梁曉燕、秦暉、郭于華、李海、劉自立、錢理群、滕彪、田曉青、王俊秀、許醫農、殷玉生、張博樹、張耀傑參加了會議。
這天正好也是母親節，會上全體與會者起立，向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門母親致敬；並靜默3分鐘，向六四遇難者志哀。
研討會涉及了豐富的議題，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真相、它的後果和意義、六四之後的社會形勢、中國民主進程及前景等。
第一個發言的錢理群教授深情地說，他來參加這個會議有兩個動因。一是出於教師的良知，20年前，許多學生為中國民主事業獻出了生命，他作為教師，未能保護他們，一直心懷內疚，因為保護受難學生是教師的天職，也是北大的傳統。90年前的“五四”，當學生被捕，挺身營救的就是蔡元培校長。學生犧牲而不能保護，已經欠了一筆債；學生蒙冤至今不得昭雪，如果再不說話，就是愧為人師。其次，是出於學者的良知。政治家可以不為六四平反，而學者卻必須將六四寫入歷史，進行學理的討論與研究。
周舵講了他在1989年從4月中旬到6月4日的經歷，其中包含一些不為常人所知的重要事件的細節，這引起與會者的興趣和各自的回憶，並引發了關於“拒絕遺忘還是保持集體沉默”的熱烈發言。
徐曉回顧了自己從上世紀70年代起就參與民主運動的經歷，並向大家發問：“作為個人，我們可以做到拒絕遺忘，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延續記憶；但是，面對一個看起來日益強大、甚至可以影響世界格局的政權，面對一個以實用主義、犬儒主義為主流的社會，我們能夠在什麼意義上堅持與堅守對抗的姿態？”
崔衛平認為，“這麼長時間，我們對於六四集體保持沉默，實際上參與了隱瞞這樁罪行，這使得我們每個人，對於這件事情已經有了一定的責任。”她還問：“在六四20周年之際，我願意向周圍所有朋友提出這樣的問題：二十年來的沉默和隱瞞，給我們社會帶來的影響是什麼？給我們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帶來怎樣的損害？而我們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損失又是什麼？我們還打算繼續沉默嗎？”
莫之許說，20年來抵抗遺忘的鬥爭獲得了顯著成果，這既來自於市場化、全球化的社會進程，還來自於互聯望網的恩惠。這一勝利的成果已然進入了新一代的生活，當他們遇到權力的暴虐時，總是不由自主地將之與20年前的悲劇聯繫起來。從而，六四日漸成為當下反對壟斷權力，反對專制政體的精神資源、象徵符號和認同基礎，通過這一紐帶，越來越多的人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之路。
李海談到了六四如何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在六四之後生活、工作受到了直接影響，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感到現在需要考慮如何降低這種影響，回到一個正常人的生活軌道。
劉自立從歷史縱深的維度，以“啟蒙、秩序和反革命”為題，從思想文化角度解讀從五四到六四的重大變化和事件：“從五四開始的國家主義和個體主義爭奪話語權，轉變成為人民革命；廢黜傳統的文化虛無主義，又轉型為紅色革命文化，繼而消滅一切文化；1949年代表民主轉變成為獨裁極權；1966年文革代表極權主義人民運動和極權主義國家統治的結合；改革之1978年，代表極權主義取消革命。後六四政權，以建立中國價值，對抗普世價值。”
張耀傑論文的題目是“根本解決與點滴改良”，對比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胡適的漸進改良主張與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周作人、李大釗等人的激進革命態度，認為六四時“假如絕食學生及時撤退的話，既給當局提供了考慮其他選項的餘地，也可以消解開槍鎮壓的理由和藉口。”並建議現在“維權人士也應該提出‘剛性抗爭’和‘韌性抗爭’的概念”。
秦暉在發言中將六四與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運動在運動模式、結果等方面做了比較。他認為六四民主運動發生在一個組織資源極度貧乏、政府與民眾極度缺乏互信、互動關係的社會中，但中國的學生、市民和知識份子組織較快，訴求和行動都十分理性、和平，幹得不錯。針對六四鎮壓產生了中國經濟大發展的說法，他從歷史學者的角度出發，認為不能從一次事件就總結出歷史規律，他指出，六四鎮壓與經濟發展只有時間的先後關係，而很難證明它們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
研討會多篇論文指出，六四天安門事件是當代中國史的一個分水嶺，六四帶來一個視野是質疑中共統治的合法性。田曉青提出，六四之前的合法性雖然不是建立在民意的自由表達之上，但有一種借助于革命權威的合法性：自稱爭取自由民主，反抗反動派的壓迫和不義；由宣傳造成的想像——人民政府為人民，人民當家作主，專人民的敵人的政；以及實行改革得到擁護產生的合法性。但六四的暴力卻是純然非法的，取消了有關合法性的想像，自此，權力之依託從合法性轉向有效性（去意識形態化）：暴力之有效性和利益之有效性。改革之道義（政治）目標被取消，黨也從意識形態集團轉變為利益集團。
徐友漁宣讀論文時指出，六四開槍性質嚴重，意義深遠，舊有的意識形態源遠流長、精緻牢固，如果沒有六四的鮮血，人們並不容易掙脫；支撐1989年學生運動的精神資源，相當一部分是出自於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一個學生運動領袖面臨即將到來的殘暴鎮壓時說，要用鮮血來喚起中國人民的覺醒，此話不幸而言中。六四事件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但它為中國政治體制的改變昭示了緊迫性，並準備了思想條件。
六四之後社會形勢的變化發展以及對於現狀的認識和分析，是與會者討論比較集中的話題。殷玉生認為，六四之後，政府的意識形態基本失效，統治靠武力支持下的經濟高速發展，這掩蓋了幾乎所有的矛盾，但從發展中權貴獲益多，底層民眾獲益少，當民眾的覺悟和要求提高時，反抗的成本會降低，而一旦出現經濟危機，將引發社會動盪進而引發政治轉型。王俊秀說，六四以後中國的變化有兩點，第一，20年來形成了一個畸形改革的“中國模式”，經濟上表現為低人權福利保障的出口發展戰略，形成了一個資本與權貴結合的新壟斷階層；第二是2003年以後興起了公民維權運動，《零八憲章》是公民維權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梁曉燕談到了“八九”一代年輕人和今天的年輕人思想、精神狀態的差別，她曾經請幾個年輕人看卡瑪拍的《天安門》，他們對於“八九”一代年輕人眼神中透露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眼神，感到十分陌生和吃驚。今天年輕人遭受現實生存壓力，生活、思想空間受到極度擠壓，精神狀態呈現荒蕪景象。不過，在這種大的冷漠氣氛中也出現了某種希望，這就是近幾年大量志願者的出現，他們身上體現的承擔責任和獻身的精神，與“八九”精神有某種程度的相接。
維權律師滕彪指出，現在的維權運動是建立在八九民主運動的基礎上的，80年代民主運動採取當時的形式，是與那時的政治環境相聯繫的，而現在的維權運動主要通過個案參與、網路媒體、民間聯合等方式，推進人權、法治，從而推動政治體制轉型。通過維權抗爭的人會越來越多，因為受到侵權的人越來越多，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極權-後極權體制與人性是敵對的。在互聯網時代，維權的方式更多元化。從甕安事件、楊佳案到三鹿奶粉事件可以看出，現存統治的基礎正在逐步喪失，公民社會力量在漸漸成長，政治轉型形一定會發生。
郭于華指出，想要結束歷史悲劇，惟有真實、徹底地記住歷史——真實的民主運動。惟有歷史的真相是“狼奶”的解毒劑，而在這方面我們依舊任重道遠。郭于華還指出，當下抗爭的空間是在抗爭過程中撐開的；抗爭能力是在抗爭實踐中產生出來的。不能指望統治集團自動地放權，或釋放空間。
郝建的發言題目為“從六四民主運動看中國執政者與百姓的受迫害妄想心態”，他試圖借用心理學中的“受迫害妄想症”（Persecution paranoia）來分析這種心理狀態對中國政治生活的影響，分析走出這種負面心理狀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從六四前後中國執政者的種種言行來看，他們中的主要決策者存在著誇大威脅、有偏見地選擇證據從而走向偏執反應的情況。受迫害妄想心態在中國百姓中也有表現，而在六四之後，過分誇大執政者的能力，過分誇大執政者的非理性狀況成為中國百姓的普遍心理氛圍。
張博樹在其論文中指出：“六四的血腥結局，顯然與當時的中共最高決策者的‘敵對思維’邏輯直接有關。在這個邏輯中，真正的愛國者變成了‘顛覆者’。20年後的今天，黨專制的體制已經發生深刻的衰變，‘敵對思維’邏輯對當政者來說已經徹底轉化為抗拒憲政民主、抗拒人類普世文明、維護黨專制體制的手段。然而，這些年的一個重大變化是，中國民間民主力量已經開始掙脫原來束縛自己的‘敵對思維’傳統，我們一方面主張現存體制是沒有出路的，它最終將被真正的憲政民主制度所取代；另一方面，我們不把當政者視為‘敵人’，而是人們順應歷史大勢，成為改革的促進者而不再是阻礙者。這是一個更高的道德基點，體現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思維和政治文化。”
在會議自由討論的環節中，針對“以流血換取穩定”的說法以及六四鎮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大家展開了認真嚴肅的討論。對於這些為開槍鎮壓辯護的說法，與會者不予認同，認為這樣的邏輯是拿別人的生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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