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沉默或拒絕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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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北京-六四民主運動研討會 簡報

2009年5月10日,“2009北京-六四民主運動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徐友漁、莫之許、崔衛平、郝建、徐曉、周舵、梁曉燕、秦暉、郭于華、李海、劉自立、錢理群、滕彪、田曉青、王俊秀、許醫農、殷玉生、張博樹、張耀傑參加了會議。

這天正好也是母親節,會上全體與會者起立,向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門母親致敬;並靜默3分鐘,向六四遇難者志哀。

研討會涉及了豐富的議題,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真相、它的後果和意義、六四之後的社會形勢、中國民主進程及前景等。

第一個發言的錢理群教授深情地說,他來參加這個會議有兩個動因。一是出於教師的良知,20年前,許多學生為中國民主事業獻出了生命,他作為教師,未能保護他們,一直心懷內疚,因為保護受難學生是教師的天職,也是北大的傳統。90年前的“五四”,當學生被捕,挺身營救的就是蔡元培校長。學生犧牲而不能保護,已經欠了一筆債;學生蒙冤至今不得昭雪,如果再不說話,就是愧為人師。其次,是出於學者的良知。政治家可以不為六四平反,而學者卻必須將六四寫入歷史,進行學理的討論與研究。

 

 

周舵講了他在1989年從4月中旬到6月4日的經歷,其中包含一些不為常人所知的重要事件的細節,這引起與會者的興趣和各自的回憶,並引發了關於“拒絕遺忘還是保持集體沉默”的熱烈發言。

徐曉回顧了自己從上世紀70年代起就參與民主運動的經歷,並向大家發問:“作為個人,我們可以做到拒絕遺忘,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延續記憶;但是,面對一個看起來日益強大、甚至可以影響世界格局的政權,面對一個以實用主義、犬儒主義為主流的社會,我們能夠在什麼意義上堅持與堅守對抗的姿態?”

崔衛平認為,“這麼長時間,我們對於六四集體保持沉默,實際上參與了隱瞞這樁罪行,這使得我們每個人,對於這件事情已經有了一定的責任。”她還問:“在六四20周年之際,我願意向周圍所有朋友提出這樣的問題:二十年來的沉默和隱瞞,給我們社會帶來的影響是什麼?給我們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帶來怎樣的損害?而我們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損失又是什麼?我們還打算繼續沉默嗎?”

莫之許說,20年來抵抗遺忘的鬥爭獲得了顯著成果,這既來自於市場化、全球化的社會進程,還來自於互聯望網的恩惠。這一勝利的成果已然進入了新一代的生活,當他們遇到權力的暴虐時,總是不由自主地將之與20年前的悲劇聯繫起來。從而,六四日漸成為當下反對壟斷權力,反對專制政體的精神資源、象徵符號和認同基礎,通過這一紐帶,越來越多的人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之路。

李海談到了六四如何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在六四之後生活、工作受到了直接影響,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感到現在需要考慮如何降低這種影響,回到一個正常人的生活軌道。

劉自立從歷史縱深的維度,以“啟蒙、秩序和反革命”為題,從思想文化角度解讀從五四到六四的重大變化和事件:“從五四開始的國家主義和個體主義爭奪話語權,轉變成為人民革命;廢黜傳統的文化虛無主義,又轉型為紅色革命文化,繼而消滅一切文化;1949年代表民主轉變成為獨裁極權;1966年文革代表極權主義人民運動和極權主義國家統治的結合;改革之1978年,代表極權主義取消革命。後六四政權,以建立中國價值,對抗普世價值。”

張耀傑論文的題目是“根本解決與點滴改良”,對比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胡適的漸進改良主張與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周作人、李大釗等人的激進革命態度,認為六四時“假如絕食學生及時撤退的話,既給當局提供了考慮其他選項的餘地,也可以消解開槍鎮壓的理由和藉口。”並建議現在“維權人士也應該提出‘剛性抗爭’和‘韌性抗爭’的概念”。

秦暉在發言中將六四與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運動在運動模式、結果等方面做了比較。他認為六四民主運動發生在一個組織資源極度貧乏、政府與民眾極度缺乏互信、互動關係的社會中,但中國的學生、市民和知識份子組織較快,訴求和行動都十分理性、和平,幹得不錯。針對六四鎮壓產生了中國經濟大發展的說法,他從歷史學者的角度出發,認為不能從一次事件就總結出歷史規律,他指出,六四鎮壓與經濟發展只有時間的先後關係,而很難證明它們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

研討會多篇論文指出,六四天安門事件是當代中國史的一個分水嶺,六四帶來一個視野是質疑中共統治的合法性。田曉青提出,六四之前的合法性雖然不是建立在民意的自由表達之上,但有一種借助于革命權威的合法性:自稱爭取自由民主,反抗反動派的壓迫和不義;由宣傳造成的想像——人民政府為人民,人民當家作主,專人民的敵人的政;以及實行改革得到擁護產生的合法性。但六四的暴力卻是純然非法的,取消了有關合法性的想像,自此,權力之依託從合法性轉向有效性(去意識形態化):暴力之有效性和利益之有效性。改革之道義(政治)目標被取消,黨也從意識形態集團轉變為利益集團。

徐友漁宣讀論文時指出,六四開槍性質嚴重,意義深遠,舊有的意識形態源遠流長、精緻牢固,如果沒有六四的鮮血,人們並不容易掙脫;支撐1989年學生運動的精神資源,相當一部分是出自於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一個學生運動領袖面臨即將到來的殘暴鎮壓時說,要用鮮血來喚起中國人民的覺醒,此話不幸而言中。六四事件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但它為中國政治體制的改變昭示了緊迫性,並準備了思想條件。

六四之後社會形勢的變化發展以及對於現狀的認識和分析,是與會者討論比較集中的話題。殷玉生認為,六四之後,政府的意識形態基本失效,統治靠武力支持下的經濟高速發展,這掩蓋了幾乎所有的矛盾,但從發展中權貴獲益多,底層民眾獲益少,當民眾的覺悟和要求提高時,反抗的成本會降低,而一旦出現經濟危機,將引發社會動盪進而引發政治轉型。王俊秀說,六四以後中國的變化有兩點,第一,20年來形成了一個畸形改革的“中國模式”,經濟上表現為低人權福利保障的出口發展戰略,形成了一個資本與權貴結合的新壟斷階層;第二是2003年以後興起了公民維權運動,《零八憲章》是公民維權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梁曉燕談到了“八九”一代年輕人和今天的年輕人思想、精神狀態的差別,她曾經請幾個年輕人看卡瑪拍的《天安門》,他們對於“八九”一代年輕人眼神中透露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眼神,感到十分陌生和吃驚。今天年輕人遭受現實生存壓力,生活、思想空間受到極度擠壓,精神狀態呈現荒蕪景象。不過,在這種大的冷漠氣氛中也出現了某種希望,這就是近幾年大量志願者的出現,他們身上體現的承擔責任和獻身的精神,與“八九”精神有某種程度的相接。

維權律師滕彪指出,現在的維權運動是建立在八九民主運動的基礎上的,80年代民主運動採取當時的形式,是與那時的政治環境相聯繫的,而現在的維權運動主要通過個案參與、網路媒體、民間聯合等方式,推進人權、法治,從而推動政治體制轉型。通過維權抗爭的人會越來越多,因為受到侵權的人越來越多,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極權-後極權體制與人性是敵對的。在互聯網時代,維權的方式更多元化。從甕安事件、楊佳案到三鹿奶粉事件可以看出,現存統治的基礎正在逐步喪失,公民社會力量在漸漸成長,政治轉型形一定會發生。

郭于華指出,想要結束歷史悲劇,惟有真實、徹底地記住歷史——真實的民主運動。惟有歷史的真相是“狼奶”的解毒劑,而在這方面我們依舊任重道遠。郭于華還指出,當下抗爭的空間是在抗爭過程中撐開的;抗爭能力是在抗爭實踐中產生出來的。不能指望統治集團自動地放權,或釋放空間。

郝建的發言題目為“從六四民主運動看中國執政者與百姓的受迫害妄想心態”,他試圖借用心理學中的“受迫害妄想症”(Persecution paranoia)來分析這種心理狀態對中國政治生活的影響,分析走出這種負面心理狀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從六四前後中國執政者的種種言行來看,他們中的主要決策者存在著誇大威脅、有偏見地選擇證據從而走向偏執反應的情況。受迫害妄想心態在中國百姓中也有表現,而在六四之後,過分誇大執政者的能力,過分誇大執政者的非理性狀況成為中國百姓的普遍心理氛圍。

張博樹在其論文中指出:“六四的血腥結局,顯然與當時的中共最高決策者的‘敵對思維’邏輯直接有關。在這個邏輯中,真正的愛國者變成了‘顛覆者’。20年後的今天,黨專制的體制已經發生深刻的衰變,‘敵對思維’邏輯對當政者來說已經徹底轉化為抗拒憲政民主、抗拒人類普世文明、維護黨專制體制的手段。然而,這些年的一個重大變化是,中國民間民主力量已經開始掙脫原來束縛自己的‘敵對思維’傳統,我們一方面主張現存體制是沒有出路的,它最終將被真正的憲政民主制度所取代;另一方面,我們不把當政者視為‘敵人’,而是人們順應歷史大勢,成為改革的促進者而不再是阻礙者。這是一個更高的道德基點,體現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思維和政治文化。”

在會議自由討論的環節中,針對“以流血換取穩定”的說法以及六四鎮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大家展開了認真嚴肅的討論。對於這些為開槍鎮壓辯護的說法,與會者不予認同,認為這樣的邏輯是拿別人的生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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