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斯先生一進家門，喊著：Dayikam， Dayikam （母親）；然後抱起一個小女孩，親著她紅嫩的臉頰。若不是聽過阿拉斯先生的故事，知道他是家族中唯一的生還者，我們會以為將見到一個穿著庫德族服飾的老婦人。
應該是很深的遺憾與思念，阿拉斯堅持4歲小女兒與去世的妹妹長得一模一樣。
1988年，阿拉斯是個20歲的青年，他是家中的長子，底下有3個弟弟與8個妹妹。3月13日，他見證了伊朗與庫德族游擊隊全面控制哈拉柏加，伊拉克軍隊沒有抵抗地撤離。父母勸他安靜地待在家裡，不要外出，因為伊拉克軍隊恐怕回來報復。但阿拉斯與朋友們已經組織與分派了工作，那幾天除了幫忙安葬死亡的平民，還要搶在伊拉克軍隊回來之前，將情報單位來不及帶走的文件藏起來。
3月16日上午，阿拉斯的母親在廚房忙著煮東西。阿拉斯說：“那幾天母親總是煮著特別多的食物，不是因為家裡人多的關係，而是唯恐那一天要進入地下防空洞。“ 他親吻母親告別，前往情報單位繼續做著整理資料的工作。
接近中午的10:30分，阿拉斯，朋友阿里和其他人，坐在牆邊聊天。他們看見3架伊拉克軍機低飛盤旋著，從飛機上不時落下紙片。他們決定趕快回家，恐怕伊拉克軍機要開始轟炸。在回家的路上，果然另一批的軍機進入哈拉柏加，兩兩一組，在各個社區密集地轟炸。十分鐘後，一片煙霧瀰漫，躺在地上的阿拉斯在驚嚇中失去對肢體的感受，以為自己失去了雙腳，直到附近某一屋主拖著街上傷者到地下室躲藏，他才恢復了痛的感覺。母親與就讀高中的大弟接到阿拉斯受傷的消息，匆忙趕來接他回家照顧。但阿拉斯痛得不能走，他想自己就要死了，於是哭著跟母親告別，囑託大弟好好照顧6個月的小妹妹。
但沒想到最後躲過死神的是阿拉斯先生，而全家族24人卻死於稍後的毒氣攻擊中。熟蘋果味的毒氣侵入每一個人的身體之中，阿拉斯先生靠著屋主的警覺，提供布料與清水，之後在昏迷時被伊朗的士兵帶走，渾渾噩噩地在德黑蘭與可瑪相的醫院度過好幾個月。他說，當清醒的時候，一個人孤零零地被留下在這個世界，他只能不斷地抽煙，避免去感受什麼，然後醫院的病友都以為他瘋了。
當撒達姆.胡珊表示將“特赦“哈拉柏加居民，呼籲生還者返家，消息傳到醫院，阿拉斯先生的思鄉之情讓他振作起來朝家的方向前進，像其他許多庫德族人一樣。只是到了邊境的檢查哨，一個奇異的念頭令他停下來思考，之後他藉口有東西留在醫院而回到伊朗。第一批被“特赦“的返鄉者，最後被撒達姆.胡珊送到南方，最後去世於沙漠的集中營。
之後阿拉斯先生經歷了被政府逮住送到科威特前線作戰，從第一次美伊戰爭中生還，然後藉著庫德族自治區成立，與聯合國劃定北方庫德族的軍機禁飛區，他終於回到哈拉柏加。1992年他帶著妻子回到出生的地方，洗刷掉沾滿毒氣的磚瓦，著手建立一個安身之地。由他與妻子繼承與延伸的新家庭成員，逐一來到這個從廢墟中站起來的新生地。
他對著以利安，4歲的小女兒，叫著 Dayikam，一聲17年沒有機會喊出口的“我的母親“，他在我們的面前一點也不扭捏，只有欣喜。
PS. 阿拉斯先生，哈拉柏加毒氣受害者家屬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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